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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绿皮书 | 王春辉:中国语言扶贫历程

发布时间:2019-10-16 08:48 | 来源:  | 点击数:

2019年5月31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在京发布2018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三年脱贫攻坚战的首战之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扎实推进,语言资源保护、语言扶贫、语言智能成为语言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切入点。“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全面启动,语言扶贫攻坚战已经全面打响。

今特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语言生活绿皮书”)专题文章《中国语言扶贫历程》。

中国语言扶贫历程

文| 王春辉

1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扶贫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也由97.5% 下降到2017年年底的3.1%,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1]作为扶贫事业的组成部分,语言扶贫成效卓著。中国的成人识字率[2]从1982年的65% 左右[3]上升到了2015年的96.4%[4],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3% 提高到2015年的73%。“当前,我们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正在全面实施,作为扶贫攻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我们的语言扶贫攻坚战也已经全面打响。”[5]

2中国语言扶贫事业:

1949—2011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2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决定分批推行方案中的简化字和推广普通话;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由此,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语规范化等工作也就构成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直至今天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几大重点任务。1949年到2011年的语言扶贫事业在整体上正是聚焦于这几个点的工作,在间接效应上为中国的扶贫减贫工作默默助力。

(一)普通话推广

普通话推广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的核心部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印发之后,在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人民群众的自愿学习、大规模下乡串联等形式的人口流动、广播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普通话的覆盖范围大幅拓展、普及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特别是为改革开放之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生产力的更大释放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搭建了坚实的沟通桥梁、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宪法》,推广普通话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9月第三周设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法定地位。此外,教育、广播影视、旅游等系统与行业也都出台了与普通话相关的规定与文件。[6]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热汗古丽·依米尔用她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话,在工厂里掌握技术技能各个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7] 用普通话扶贫,用扶贫推广普通话,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8]

(二)汉字简化与规范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9];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的颁布和推广开启了简化和规范化汉字扶贫减贫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后延续了这一任务,比如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1988年1 月26日,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联合通知;2002年6月7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在教育系统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通知;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就刚刚研制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13年6月5日正式颁布。

尽管有人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部分人摆脱文盲状态是义务教育的功劳,但显而易见的是规范的简体字是大幅提高中国人识字率、大幅降低文盲率的强大工具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的简化和规范为教育的发展和扶贫减贫事业贡献良多。

(三)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过程虽然很是艰辛,但是60多年的历史表明,方案在给汉字注音、帮助学生学习、作为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基础、降低文盲率、提升教育效率和效果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1984年5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开始进行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1986年国家在制定新时期语言文字政策时明确指出:“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为《汉语拼音方案》作用的发挥开辟了一个应用的新天地。

(四)创制文字

自 1956 年起,中国政府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基础上,陆续为壮、布依、侗、黎、苗、彝、纳西、傈僳、哈尼、羌、佤、土等 13个民族创制了17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改革和改进了已有的傣、苗、景颇、拉祜等少数民族文字。[10] 改革开放后,1980年国务院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1986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土文方案(草案)》,1991年8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新创制和改革的少数民族文字在扫除少数民族成人文盲、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1]

(五)扫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 5.4亿人口中文盲总数高达 80%以上;在广大农村地区,文盲比例更是超过了95%。1949年到2010年,中国人口从 5.4亿人增长到 13.4亿人,全国文盲人口却从 1949年的 4.32亿减少到了2010年的0.55亿,累计扫除约2.73亿文盲,使全国文盲率从80% 以上降低到了4.08%。[12] 上述几项语言文字工作无疑为扫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准备和学术支撑。

(六)规范标准

据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的统计,目前面向社会应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共6类47种。[13] 这些规范标准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使用提供了准绳,也为语言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参照。

(七)法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同时有一大批法律法规包含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条款规定。据统计,截至2016年有近2200项,覆盖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4]语言文字法制建设为语言文字服务于扶贫减贫和国家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几十年来,上述工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持续推进,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明确提出了“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工作方针,为语言文字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及其他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成果广泛应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为提高识字和教学效率、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现代通信,加速国家信息化进程,提供了基础条件。

3中国语言扶贫事业:

2012—2019

201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到“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国家层面的扶贫政策中首次出现语言文字的措施表述。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思想,开启了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新征程。语言扶贫事业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开始直接参与到了国家脱贫攻坚的整体规划中,自此也迈进了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直接参与、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新阶段语言扶贫的内容和特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领导和高层重视是根本保证

中国扶贫减贫事业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多次论及语言文字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工作在扶贫减贫事业中的重要性。2014年9月28日,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避免各民族学生到了学校还是各抱各的团、各走各的圈。”2017年3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二〇一六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的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对民族地区、游牧地区、‘直过民族’地区,对语言不通的地方和语言通的地方,对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工作要因地制宜。可以多提供一些脱贫攻坚工作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给大家启发。”2017年6月23日,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许多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封闭,同外界脱节。有的民族地区,尽管解放后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但社会文明程度依然很低,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医、难就医、乱就医,很多人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大孩子辍学带小孩。” 这些论述道出了语言文字与扶贫事业之间的重要联系,还为语言扶贫实践指明了路径和努力的方向。

(二)政策扶持和精准方略是核心要义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扶贫新形势而制定的指导该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语言扶贫的角度来说,比起《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新《纲要》最大的变化是在第五部分第二十三条“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中提到“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国家层面的扶贫政策中首次出现语言文字的措施表述。以此为开端,随后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中的语言文字政策表述比重增强,部委层面更是出台了专门的语言文字扶贫规划和方案,比如《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这一系列政策表述和方案的出台显示:语言扶贫事业在数十年默默助力之后,开始在中国扶贫事业的新阶段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已经成了中国整个扶贫减贫事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可以说吹响了三年语言扶贫攻坚战的号角,是助力打赢攻坚战的纲领性文件。

(三)五级联动和加大投入是基本保障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语言扶贫体现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工作模式。特别是在落实《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过程中,许多特困地区的五级政府互相配合、落实到位,把推广普通话纳入脱贫攻坚工作,把普通话普及率纳入地方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从而提升了语言扶贫的效率和效果。比如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15],三门峡市教育局、三门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16],海南省澄迈县仁兴镇人民政府[17]等各级单位和部门对行动计划的落实。

(四)协调整合和凝聚合力是强大动力

与其他扶贫措施相配合、相协调,从而在整体上发挥作用也是当前中国语言扶贫的另一特点。《“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包括“旅游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产业发展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社会扶贫、开展职业培训”等在内的多种产业扶贫措施。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因素之一,提升贫困地区人们的通用语语言能力,无疑可以为这些措施的传达和实施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保障。[18] 比如在广西恭城,普通话助力恭城百姓走上了农旅结合的新路子,不仅为生态旅游发展营造了良好语言环境,而且为年轻人开网店销售当地土特产提供了便利。[19]

(五)方式多样和确保质量是实施路径

当前中国的语言扶贫方式和路径呈现出了方式多样、系统配合、质量确保的特点。比如:由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发起和指导的面向学前儿童的“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20];农民利用“村级夜校”“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等学习包括普通话在内的知识和政策法规,助力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的实施[21];充分考虑贫困地区不通普通话的青壮年劳动者的需求,为成年普通话学习者编写了《普通话1000句》的专门教材;运用前沿科技,设计“语言扶贫APP” 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学说普通话,学习生产生活技能[22];开展“推普脱贫攻坚”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深入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欠发达地区,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推广、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深入开展推普脱贫攻坚活动,推动推普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23];第21届推普周活动中,团中央学校部联合教育部语用司在11个西部省区对30个国家级贫困县给予重要支持;把推广普通话纳入脱贫攻坚,把普通话普及率纳入地方扶贫工作绩效考核,列入驻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的主要工作任务,力求实效[24]。

(六)深入调研和因地施策是工作策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各级部门在当前的语言扶贫工作中都非常重视一线调研。比如教育部语用司就先后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和喜德县、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和福贡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开展了座谈会、发放问卷、实地走访等形式的推普脱贫攻坚专项调研[25],从而为推普脱贫攻坚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比如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调研,提出了民族高度聚居地区语言扶贫的新路径[26];再比如基于云南省的调研,总结出了语言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绩的经验[27]。

其他部门的调研也有许多都涉及了语言问题,比如全国政协扶贫调研小组的调研,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的南疆调研[28]等。这些调研工作为不同地区因地定策、因地施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七)学术研究和广泛研讨是理论支撑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方略的深入展开和实施,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语言扶贫等论题的系统性研究和探讨。比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刊发了两篇报告;《语言战略研究》杂志在2019年第1期刊出了由七篇文章组成的“语言与贫困”研究专题;江苏师范大学于2018年6月份承办了“推普脱贫攻坚研讨会”,并紧接着在《语言科学》杂志第4期推出了一组笔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文字报》等媒体也刊发了一些学者的评论文章。这些研究和研讨就为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撑。

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语言扶贫是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70年来它经历了从间接效应到直接效应、从分点发力到系统推进的历史进程。2020年后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的只是绝对贫困现象,中国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的扶贫减贫事业、中国的语言扶贫事业也将继续为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的反贫困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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